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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陶瓷在隋唐五代取得了辉煌成就，与前朝相比，主要体现在丰富的造型、创新的装饰、完善的工艺等方面。

　　唐五代的陶瓷饮食器具在造型上经历了模仿、吸收、转化、创新的发展过程。在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期，模仿植物形态的陶瓷饮食器具成为了该时期经典的造型范式。

　　唐五代时期仿植物形态的器具造型为中国古代植物造型样式奠定了基础，并成为之后历代仿制、创新的对象。可以说宋、元、明、清时期的植物形态造器都是在唐五代造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唐五代陶瓷饮食器具种类繁多，造型多样，在模仿植物造型样式的饮食器具中，碗、钵、盘、盏与托、执壶的出土数量最多。

　　模仿植物花卉造型。唐五代植物仿生造器中，花卉造型占比最大。魏晋南北朝时期，陶瓷饮食器具中的碗、盘、盏就多以花瓣立体装饰出现，如南朝青釉刻莲瓣纹碗、南朝青釉刻莲花纹托碗等。

　　该时期饮食器花口造型较少，且造型简易，并未形成完整的造型体系，如南朝青釉花口盏等。唐代陶瓷饮食器具在继承前朝造型的基础上，吸收域外金银器植物造型特点，至晚唐五代，陶瓷饮食器的花口造型逐步成熟，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口沿造型式样，如尖瓣口、宽瓣口、花口、多曲型、倭口等。

　　唐五代时期的陶瓷饮食器花卉造型多以器皿口部花形、腹部出筋，配以表面刻划、堆塑等立体装饰手段，产生了工艺考究、灵活装饰的陶瓷饮食器型。

　　以唐越窑青釉花瓣口碗为例，碗高3.6厘米，口径14.1厘米，底径6.5厘米。碗口花型，分十瓣五组，平底，碗外刻画五条直线，以示口沿分瓣。碗口花瓣线条柔和，将花朵形态与几何造型相结合，表现出植物花卉造型的意象之美。

　　越窑青釉花瓣口碗虽无法判断是哪一种花卉，却具有自然界花卉普遍的形态美感。柔和的口沿对抓握和进食都不会造成阻碍，展现了良好的造器宜人之道。唐五代花卉造型饮食器具基本是在器物的实用和审美间把握合适的“度”。

　　模仿植物果实造型。唐五代饮食器皿中，罐、壶、瓶等盛贮器的主体造型往往模仿植物果实造型，以瓜棱型、葫芦型为主要仿生对象。从实物遗存数量来看，执壶模仿植物果实造型最为明显。

　　执壶在唐代较为流行，也称注子、注壶，既可作酒器，也可作茶器。唐文宗九年后，执壶去柄安系，曰“偏提”，逐渐取代了酒樽和勺等酒具的地位，并因使用方便而流行。

　　唐代执壶瓜棱型壶腹造型较为普遍，在南北方窑址均有出土，以长沙窑青釉褐彩花鸟壶为例，高23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1.5厘米，执壶侈口粗颈，溜肩，前制方折短流，与后方手柄相应，竖直棱线将壶腹分出四侧瓜棱，壶体表面手绘花鸟图案。

　　唐代长沙窑出土物以执壶最多，且整体造型特征类似，长沙窑青釉执壶的瓜棱制作没有按照严谨的对称等分来分割器物，而是简单以划压壶体为分棱手段，造成壶体造型的形式变化。

　　长沙窑执壶造型应该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看。长沙窑以日常用器生产为主，执壶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产品。长沙窑的服务目标明确，产量高、价格低，其造型装饰应该满足生产效率高、销售范围大的特点。

　　其表面图案装饰以书、画为主，线条简练明确，适合高效生产，分棱的处理也是以追求快速的批量化生产为目的。通过简单的造型处理，最大限度地丰富整体造型，是长沙窑陶瓷的有益尝试。

　　色彩装饰与植物造型。唐代瓷器以南方青瓷越窑、北方白瓷邢窑成就最为显著，而以色彩出众的唐三彩陶器，在唐代饮食器具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

　　唐三彩陶器的釉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色彩装饰作用，在以植物造型为基础的饮食器具上，施以绿、白、黄、褐等多色混合釉色装饰，使之更好地模仿了植物的自然色彩。

　　唐三彩的坯料可塑性强，多以泥片粘接、轮制、模制的方式进行器型制作。在唐三彩饮食器遗存中，三彩叶形盘、三彩花口碗、三彩花形杯等都是典型的盛唐时期三彩植物造型样式。以三彩叶形盘为例，口径35厘米，高10厘米，底三足，叶形盘整体以植物花、叶形态为模仿对象。

　　盘心圆平，上方模印团花形，具有浅浮雕效果，花瓣白色，施以绿色、赭色衬托白花。围绕盘心外放射出六片叶形口沿，每片叶形又出五瓣四筋，以中间叶瓣出尖，两组叶瓣分列两侧。

　　三彩叶形盘从表面装饰图案到整体形态，各处均以对称排布，叶形盘色彩巧妙地利用釉色的自然流动，以绿、白相间的装饰散点分布，点状大小适宜、随机排列，表现出丰富的色彩变化。

　　叶形盘是唐三彩陶制饮食器植物造型中的典型，盘体的花卉造型考究，形态均衡稳定，色彩明艳生动，突出了唐三彩本身的特点，是工艺技术与艺术创造完美结合的代表。

　　植物造型饮食器的造型美。如果说盛唐陶瓷饮食器的植物造型直接源于仿金银器，那么晚唐时的植物仿生造型则是在模仿金银器的基础上，结合自然植物进行的仿生创新。

　　这种造形观念反映了唐人对待植物认识的改变，是唐人植物观的体现。唐代的植物审美观念和休闲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唐五代时期对于植物造型美的追求。

　　唐五代陶瓷饮食器植物造型美是对自然植物形态的意象提取。在先秦文学中，中国人已经体现出对植物美的复杂情感体验，而将植物美感表现到日常用器造型中，唐代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历史高峰。饱满的花朵，自然向上的生长态势，花瓣奇偶参差的巧妙组合，唐人对自然生命结构进行细微观察，通过良好的制瓷工艺，创造出实用审美兼顾的饮食器具。

　　这一设计过程本身就是“观象造器”思想的现实运用。唐五代的陶瓷工匠将自然美的形态进行概括重组，最终形成了复杂且规律的造型组合形式。

　　植物造型饮食器的功能美。唐代陶瓷饮食器是生活必备的器皿，在饮食器的传统形态基础上增加造型的变化，将适度作为最基本的设计原则。晚唐至五代的陶瓷饮食器，植物造型的使用价值主要体现在饮食器皿审美功能的提升。

　　植物造型的饮食器在满足盛、取的基本功能之外，利用植物的自然造型，增加其部分或整体的造型变化，为使用者提供了美的感受。同时，自然环境中，花卉、叶片、果实造型柔美含蓄，线条富有节奏感，花形、花香、果香等通过器物造型自然地流露出来，无论是饮酒品茶还是进食贮物，饮食器具的植物造型在视觉、味觉上均给人以美的享受。

　　唐代人也重视身边日常环境中的植物美感，更重视饮食器和自然植物的关系，诗人白居易在《睡后茶兴忆杨同州》一诗中道：“婆娑绿阴树，斑驳青苔地。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沫下麴尘香，花浮鱼眼沸。盛来有佳色，咽罢馀芳气。”

　　在诗人眼中，自然植物、日用器皿同处在一个“画面”之中，都是美的存在。器用的美感造型必然成为造物的形态追求。

　　植物造型饮食器的材质美。唐代诗文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唐人的诗歌意境，更是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唐诗内容中常有饮食器的描写，例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等。

　　酒、茶在诸如“夜光杯”“玉碗”“觞”“金樽”等不同材质、造型的饮食器衬托下，通过视觉、触觉为人们带来了别样的美感体验和享受。

　　不仅是玉、金、银材质的饮食器别具美感，陶瓷材质由于釉料、质地的区别，也呈现出多样的色彩美、质料美。唐代白瓷、青瓷、三彩等陶瓷类型，共同构建了唐代陶瓷饮食器具的色彩美感，唐人也将陶瓷色彩用“邢瓷类银”“越瓷类玉”来看待。

　　诗词中如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中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孟郊的《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中也有“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的描写，时人对于陶瓷质、彩之美的关注由此可见。

　　唐五代模仿植物造型的美学意义。唐五代时期，陶瓷造型对植物形态的模仿是中国古代器用造型史上的重要转折。唐五代改变了前朝主要以模仿动物、人为器物造型的造物形态观，将植物美从宗教文化束缚中剥离出来，转为对纯粹自然美的审美感性，最终付诸器皿的造型设计中。

　　唐五代对外来器物造型的改造创新，直接影响到宋代陶瓷植物造型的发展方向。唐五代植物仿生造型，为后世确立了典型范式，直至今日，仍有陶瓷饮食器以唐五代植物样式为仿制原型。

　　唐五代植物造型样式是以适度为原则的，宋代陶瓷植物造型基本继承了该设计思想。而明清两代，在植物仿生造物中，尤其是宫廷器用，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过度设计，这是值得反思和注意的。

　　明清制瓷工艺、造型、装饰能力登峰造极，统治者为满足个人审美需要，往往不惜成本对各种自然造型进行仿制，其器物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工艺品，削弱了自身的实用价值。中国古代植物造型器物的发展规律值得当代设计者借鉴与反思。

　　唐五代陶瓷饮食器植物造型最初源于对外来金属器物的仿制，唐代工匠充分利用了陶瓷的材料属性，在仿制的过程中不断地改良、创新，在晚唐至五代时期制作出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经典陶瓷器物形态。

　　由于社会发展进步和饮食生活的丰富，唐人对饮食器用具有了新的使用需求，以此催生了对形式美的追求，并借此丰富了中国古代器物的造型样式，影响了审美价值取向。

　　唐五代植物造型饮食器在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器物本身的审美属性，使形式与功能并重。唐五代饮食器造型设计中，从“仿”到“创”的设计规律、人与造物的情感体验、传统与创新的设计史规律、观象造器的中国设计思维等都值得继续深入研究。